经济学的例外:廉价的水其实很昂贵
2021-05-31 08:5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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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这个国家,也许在多数人眼中,有一个最普遍的印象那就是“战火纷飞”,但在这个水资源匮乏的国土上,却创造了奇迹,作为水务人,应该是最值得向他们致敬的。所以,了解与研究以色列的治水之道,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因此,本号将陆续摘录一些相关文章,以飨读者。

消费者们习以为常的看法是价格越低他们就越满足。这种看法通常是正确的,因为购买商品或服务而支付的价格反映了其真实的成本,再加上利润,买卖双方都受益。水是这个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例外,世界各地概莫能外。在全世界,补贴是标准做法,因为几乎没有人为他们使用的水支付真实成本价,尤其是用于种植粮食所需的水。但是,在以色列,用水者要支付全部成本,没有一分钱政府补贴。

“水的真实成本,”以色列水务局的经济学家和高级官员吉拉德·费尔南德斯(Gilad Fernandes)说,“包括水资源开发,为输水而建造的基础设施,对水进行测试和处理以确保水可以安全饮用,将水抽送到家庭,让人们随时可以用水,移除并处理污水以确保对河流或蓄水层不造成危险。”尽管其他一些国家也使用真实成本进行定价,但在世界大部分地方,消费者支付的水价比将水输送到家的费用高不了多少,或仅仅每月支付固定的水费。[4]

以真实价格设定水费和排污费最重要的原因是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真实定价鼓励消费者使用他们所需的水,但不要浪费。以色列的实践已经证明真实定价是最有效的节水工具。

因为市场力量的作用,农民们作为各地用水最多的人要考虑种植这些庄稼的真实成本来决定种植何种庄稼。为避免不必要的开销和浪费,采取激励措施让农民使用最好的技术来节水。随着节水理念的市场观念在以色列得到发展成型,作为所有消费者的用水成本的反应,更多的企业家开始将他们的资本和理念用于开发更加节水的方法。如果水价到处都按照真实成本设定,就可以产生一种节水和技术创新的良性循环,而且这种良性循环的影响范围会越来越大。

对于熟悉超贵瓶装水的消费者来说,为淡水制定全价听起来是个大负担,而且让人有理由担心需要为家庭用水支付高昂的价格。然而,在真实世界里,水的全价比大部分人所想象的要低很多。但是,即便是价格很低,真实定价对水消耗也可以产生深刻、持久的影响。

以色列长期以来一直对用水提供补贴。最近几年,以色列为支持全价支付水费已经放弃了补贴。但是,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水价不到1加仑1便士,或者一次普通淋浴不到25美分。而对于家庭用水大户来说,价格已经升到大约1加仑1.5便士,这种定价机制让耗水较少的用户支付较低价格。尽管这种成本非常低,通过终止一揽子补贴,以色列改变了整个国家的需水量,用水下降将近20%。[5]

解释水价制定系统的以色列官员经常把水和阳光做比照,将阳光看做是用之不竭的免费品是无可厚非的。而规定全额水价有助于将水从一种使用不受约束的免费品转变成一种有限制的商品。

用水来统一国家

以色列国土面积小没有很多好处,但是就水管理而言,这是一种福气。水已经被转移到麦克洛特需要的地方,麦克洛特自建国以来都是以色列的国家水务公司。“竞争可以降低成本,”罗恩·沃夫曼说,他现在是中以和记水务公司的一位领导,而且支持商业竞争,“但是,多个水务公司会导致重复建设,不是降低服务质量就是提高成本。而麦克洛特可以在各地为公众利益进行运作。”[6]

以色列的水资源是多种资源混合而成的,没有人在用水质量或者使用更多水上有任何优先待遇。愿意付费的人都可以得到所要的水。穷人的水由为他们提供租金、食物和医疗开销的社会福利机构支付,但是,更多的人为自己使用的每滴水付费。

同样,不管他们住在何方,所有消费者都为用水支付同样的价格。如果你居住的地方离有水的水井不远,或者你的家在山上,需要昂贵的水泵将水输送到你的居所,水价是一样的。尽管这种全国混合的水价意味着并非所有人为其使用的水支付个人真实价格,但是,这确实让每个人支付同种价格,而且每个人在节水和创新上都有共同、统一的利害关系。

水以另一种方式统一了这个国家:这是让以色列人自豪的一个地方,因为他们国家克服了所有障碍,建立了该区域最复杂的水系统,这个基础设施至少可和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相媲美——而大部分富裕国家都在水资源丰富的地方。约西·什玛雅(Yossi Shmaya)是管理麦克洛特一家最大水务设施的行政官,他说,“我对我们在水务方面取得的成就感到如此骄傲。在以色列你遇到的每一位水务工作者都会这样说。这并不是一种工作。这是一种国家使命。不要仅仅将以色列和我们的邻国相比,你要将它和全世界所有国家相比,而且我们做过的,其他人都没有做过。”[7]

或者,正如高级政府官员和前水务企业家奥里·尤杰夫所说,“我们征服水务困难就像赢得了第二次独立战争。”[8]

在世界大部分地方,水是导致纠纷不和的一种根源。而以色列已经找到方法,将水当作加强民族凝聚力的源泉。

决策制定者是监管人而非政客

水务决策对于政治来说看起来好像早已成熟,不再需要政客的操弄。政客们通常决定谁在社会里得到什么。至少在理论上,如果政客们资源配置不当,他们会被迫下台,而新选举的官员们会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以色列认为水太重要了,不能听任政客们率性而为来解决。

因为有政治选举的事实存在,全世界当选的官员们通常都不愿意在水务方面花费资金。新水务基础设施的好处直到很远的未来才能感觉到,也许在当选的官员离职后才能看到,或者至少是在离开水务职位后。现在筹集税款或者发放债券来为昂贵的水务基础设施支付费用,而功劳都属于后继者,这没什么政治意义。公共资金可以花费在更显而易见的工程上,如公园、学校和医院,这些可能会招来更直接的大众支持。征集的水费和排污费甚至可用于弥补政府其他不相关部分的预算短缺。但是,与其他公民驱动的政治运动

致纠纷不和的一种根源。而以色列已经找到方法,将水当作加强民族凝聚力的源泉。

决策制定者是监管人而非政客

水务决策对于政治来说看起来好像早已成熟,不再需要政客的操弄。政客们通常决定谁在社会里得到什么。至少在理论上,如果政客们资源配置不当,他们会被迫下台,而新选举的官员们会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以色列认为水太重要了,不能听任政客们率性而为来解决。

因为有政治选举的事实存在,全世界当选的官员们通常都不愿意在水务方面花费资金。新水务基础设施的好处直到很远的未来才能感觉到,也许在当选的官员离职后才能看到,或者至少是在离开水务职位后。现在筹集税款或者发放债券来为昂贵的水务基础设施支付费用,而功劳都属于后继者,这没什么政治意义。公共资金可以花费在更显而易见的工程上,如公园、学校和医院,这些可能会招来更直接的大众支持。征集的水费和排污费甚至可用于弥补政府其他不相关部分的预算短缺。但是,与其他公民驱动的政治运动一样——最明显的是环境运动——政客的首要任务是顺应公众广泛的利益诉求。但是,直到那天到来,政客们最可能做的是要么无视水问题,要么将水资源优先分配给那些与水利益相关的政治拥护者。

为了避免特殊利益集团和当选官员朋友们得到特殊待遇,并且为了保持在基础设施、技术和创新方面的高投入,以色列决定不让政治和政客们参与水务决策。创建了权力高度集中的技术专家管制机制——以色列水务局,同时,一系列监管水务的政府部门则失去了权力。

每个城镇都有一个非政治的当地自来水公司,这反映了国家水务的管制机制。市长任命董事会,但每个候选人在其提名之前都要求拥有特定技能。地方水平的目标是一样的:让政治和政客从水务决策中出局。[9]

创建一种敬水文化

以色列各地到处都张贴着标识,提醒消费者要节水。在最低年级就开始教育节约用水人人有责,而且这个原则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公众可能不喜欢用水限制或者减少冲澡水流量的设置,但是他们明白为什么需要这些。

以色列敬水文化的一个正面影响是这使得政府和被统治的人民之间达成合作伙伴关系。在周期性的旱灾来临时,公众明白他们需要做什么。遵守节水工作要求广受尊敬。

这种持续的对话培训不仅仅在缺水时期符合国家在水资源方面的利益。而且这种大家一起做的心态有助于促进公民积极地参与,寻找节水新方法并且不浪费水。

以色列的水资源并非属于政府管辖范畴。但是,水务创新这个市场总是渴望有新思维,每个愿意在该市场进行创新的以色列人、公司或组织都可加入该领域。这种做法加深了政府和公民之间在水资源方面的合作意识。

上述所有措施之综合考虑下以色列在寻求干净、安全、随时可用的水资源中所采取的措施:

· 从蓄水层、水井、河流和加利利海中抽取并净化自然水。

·淡化海水。

·挖掘深井来获取咸水。

·开发能够在盐水中茁壮成长的种子。

·将几乎所有污水处理到相当高的纯度,并且将其用于庄稼。

·截获并重新使用雨水。

·不提倡消耗淡水的公园或家庭景观设置。

·播种雨云来增加降水量。

·要求所有设备(尤其是马桶)都要超级节水。

·在漏水开始之前置换基础设施,在漏水发生时,进行快速修理。

·教育学生,让他们知道节水的价值。

·制定水价,鼓励提高用水效率。

·为节水技术提供金融激励措施。

·测试理念,以减少蒸发。

·改造农业,种植节水庄稼。

·大部分农业生产使用滴灌。

让这个清单如此不同寻常的不仅仅是其深度和综合性,更在于它表现了以色列的一种信念,认为对如何解决其水资源顾虑没有单一答案。显而易见的是,有些技术比另一些技术生产或节约更多的水。但是,即便是海水淡化技术能轻易实现水资源盈余,以色列的水务专家们还是有效地实行了“所有上述”措施,有意识地整合了所有可能的水源以及所有节水技术。

“特意建造一个国家系统,实现水资源供给多样化,而且大大超过需求,”不久前在任的前任以色列水务委员会主任的西蒙·塔尔说,“这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要求有许多领域的专门知识。这意味着我们的政府机构必须比采取狭隘集中的方式的政府机构更加庞大。另一方面,这也是解放性的,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将在人们想要的任何时间都能得到高质量的水,我们的经济和农业可以得到发展,我们欢迎新移民和数以百万计的游客,而且我们大部分地方不需要像世界各地的人们那样担心缺水,而我们所在的整个地区肯定都有这种忧虑。我们水系统的每个部分都有可能毁坏——海水淡化工厂可能因战争而摧毁,蓄水层可能因旱灾而干涸——但没有人会遭遇停水。”[10]

将水费用在水务上

以色列各地都创建了市政水务公司,将市政厅对水务管理的地方控制权转移到专门针对水和污水管理的当地技术专家委员会。在新的治理机制下,供水和排污费百分之百都用于其设定目的:确保地方和全国都拥有优异的水务系统。

因为手里现在有可预见的充足收入,以色列水务局能够为两大目标筹集资金。首先,水务局想要有充足的资金来修理漏水的地方基础设施,同时建造一个全国系统输送来自地中海的脱盐水。其次,水务局希望市政水务公司使用更多技术和创新。[11]

现在,在技术和创新上的开支增多了,而且取得了预期的成果。通过停止漏水,每年为国家的供水挽回数十亿加仑的水。水务公司成了高科技测试场所,有可能成功的想法都在那里进行测试。每当一种新技术在一个城市的水系统里获得成功,很快就会被其他以色列水务公司采用。通过这种方法,以色列每个城市都有潜力成为水务创新的实验室——而以色列水务企业家们知道他们将可利用一种新型的公私合作模式。

在大部分地方,水务公司没有因为快速创新或率先采用技术而声名鹊起。以色列水务公司已经从不愿承担风险、因循守旧的单位转变为创新中心。以色列消费者们也知道,他们的水费确保了以色列的水资源将继续保持供应大于需求。

寻求创新

经过大众一致同意,以色列的水务部门是集中控制的,定价、分配和规划都由技术专家组成的政府权威机构掌握。即便如此,政府政策也鼓励私人驱动创新和公私合作模式(PPP)。

在过去10年左右,超过200家以水务为基础的创业公司已经在以色列开始经营,相当于同时期世界各地水务创业公司的10%。[12]

这些创业公司大部分是基于对现有技术的创新,即便其中一些是和用水或污水处理全新方法紧密相关的突破性想法。就像鼓励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创建基布兹产业一样,以色列政府在全国树立起欢迎新观念、不指责失败的精神,来激励人们创建许多风险项目。和以前一样,这一代的创业公司也经常可得到财政奖励。

以色列存在一种特殊的控股公司,即孵化器,用来寻找创新并且申请政府支持来让创业理念付诸实践。[13]

同样,政府拥有的国家水务公司麦克洛特不仅为有好点子的初创公司提供资助,而且高级执行官们还奉献出数千小时,来帮助研发私有公司拥有的产品。[14]

以色列的市政水务公司也获取政府补贴,为在真实状况下测试新理念扮演相似角色。这些水务公司还免费为其内部的工程师提供支持,并且被鼓励和其他市政公司分享最佳理念。[15]

国家水务监管人将私有部门当作合作伙伴,来发展以色列复杂的水经济,这样便预防了世界各地其他政府或官僚机构常见的障碍。在水务创新方面,地盘战是很少见的;“非我发明症”可能会破坏水务方面的创新理念或者其他官僚作风,而在以色列,这也很少发生。

以色列也利用政府资产,如果这被认为是最佳解决方案的话,而如果可以找到更低的价格或者更多创新的时候,就转向私有部门寻求方案。尽管麦克洛特在海水淡化方面拥有复杂尖端的技术,但政府选择了一个私有联盟来建造以色列大部分的海水淡化设施,因为以色列认为私有部门能以较低的价格供水。即便如此,也引入麦克洛特和私有承包商分享其先进的技术,以取得最佳结果。[16]

如果说水务普遍被视为政府领域,那么鼓励私有部门发挥作用则是明智的工业政策。

测量和监控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色列通过了一个法律,规定在没有事先经过水表之前,水不能从水井中流出或者是流入任何家庭、企业或农场。[17]

早在大数据司空见惯之前,而且在伦敦之类的大城市放弃包月收费而采取水表的几十年前,以色列就开始编制有关用水模式的详细信息,并且对这些模式进行分析,以探测用水趋势。[18]

以色列水务规划师们采用这种基于数据分析的高水平方法,早就掌握必需的情况来决定是否以及何时来探测水源、开发资源以及建造设施——这全部是在公众甚至还不知道需要采取这种行动之前就已经开展起来的。[19]

“如果你想要管理水资源,”麦克洛特的水文学家迪亚哥·贝格尔(Diego Berger)博士说,“你需要知道顾客的消费模式。以色列知道使用的精确水量,而且知道用水目的。知道这些情况,规划者便可以制订明智的决策。”[20]

除了制订类似扩大水源探测之类的大决策之外,以色列水务公司能够利用用水模式来检测可能会造成漏水的不正常现象。当用水模式看起来比较可疑时,就立刻发送警报。如果房主或房东在灌水箱或者游泳池,记录文档就会被关闭。水在按照预期目的使用。但是,如果没有获得已知解释,一支维修队伍就会立刻前往开始工作了。这不仅会节省消费者的水费,而且尽可能地降低漏水量。

以色列不仅记录水量,而且还撒了一张同样宽广的网络,来密切关注并编制有关用水质量的各种信息。“因为我们的系统现在拥有所有这些有关水的数据,”麦克洛特高管约西·什玛雅说,“在问题真的来到之前,我们就能够预见。我们知道,在一年给定时间或者特定气温下正常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对于以色列如何管理水安全,什玛雅守口如瓶,但是他说,“以色列不是需要担心针对水进行的袭击的唯一国家。毒素可以有很多来源,不仅仅是来自恐怖主义者。每个人都需要有系统来识别威胁。每个人必须能够立刻阻止有污染的水流入,并且用一种确定的纯净水源代替这种水,这样消费者就不需要慎重考虑他们的用水安全。”[22]

其他国家也测量并监控其水源,迪亚哥·贝格尔说。“以色列与众不同的是综合性和整合性,”他说,“你拥有更多数据和更多预警系统,就更容易整合供水的所有部分。”[23]

制订长远规划

就在过去几十年里,在全世界范围内,原本需要数十万或数百万年时间才能填满的蓄水层已经因为过度抽取而耗竭,或者被化学品污染。依靠这些地下水库的农民和城市很快就需要大幅度地减缓取用地下水——即便会产生经济成本——或者寻找其他水源。

因为缺乏长期规划,这些蓄水层现在岌岌可危。以色列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开发滚动式总体规划,2050年的水规划制定工作已经进行了好几年。“在以色列,”以色列水务局的战略规划主任迈克尔·“米奇”·扎伊德说,“每个人必须根据总体规划进行协调。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有总体规划。我们在这方面并非与众不同,但是,其他这种规划很少是强制性的。在这里,我们进行规划,然后严格执行规划。”[24]

“以色列进行卓越的规划,”麦克洛特海水淡化部主任梅纳赫姆·普里尔(Menachem Priel)说,“但是,不仅如此,我们在规划中也说明如何利用尖端技术。我们整合了规划和新方法与观念。因为我们规划得这么远,所以能够思考可能需要的,但尚不存在的技术和基础设施。留意几十年后的情况,会让我们有时间来发展并整合这些观念。”[25]

出乎意料的事总有可能会发生。长期旱灾、人口激增或者高耗水的新技术都会加剧水短缺情况,有时候来得很突然。但是,规划也会考虑到周期性

的冲击,这样面临突如其来的灾难就不会那么痛苦无措。如果对耗水量没有规划,拥有很多水源可能就是幻想。同理,如果没有设定质量标准,并且对水质进行持续监控以确保水质达标,可能会发生突然断水。

个人规划以年月为基础,而水务规划者们通常需要以几十年为基础来计划他们的活动。一个蓄水层或湖泊不会在一两年内就干涸,但是污染、过度抽水或气候变化会在一代人之后给水资源造成不可逆转的厄运。每一代都要进行有原则的长期规划,以将更多的水资源传给后代。

需要有倡导者

在世界大部分地方,很少有媒体关注水,公众评论也难得提及水。一般来说,除非水管破裂哗哗漏水,或者发生类似漫长旱灾之类的危机,才会在晚报头条上有报道,这经常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缺水情况毫无预兆地就发生了,除此之外,新闻媒体对水鲜有关注。同理,涉水议题很少是公众关注的话题。知情的市民——包括企业和社区领导以及积极参与的媒体——需要参与水规划和解决水需求。“政府对能源问题有很高的意识,”长期担任拉斯维加斯和周边区域水务领导的派特·马尔罗伊(Pat Mulroy)说,“因为能源公司能够教育政客们,让他们知道其需求。水是水务公司或政府机构管理的,没有人去教育政客未来存在什么水问题。”[26]

马尔罗伊说,结果是相对于能源生产,政府和企业对水务开销和规划关注甚少。为了补救这种问题,她说,需要在政府内部培养为水务项目奔走宣传的人。

在以色列,长期以来,有来自政府高层的人倡导水务项目。建国初年,水务政策的主要提倡者是总理本人,大卫·本-古里安。而以色列第三任总理列维·埃什科尔则是以色列国家水务公司麦克洛特的创始人之一,并且长期担任该公司的总裁。

今天,像以色列水务局、麦克洛特和农民团体之类的强有力的国家机构可以接近政府其他决策人,在50多个以色列城镇中的很多市政水务公司也是如此。另外,针对公众的涉水利益问题,之前有一位专门的高级政府官员处理;总理内阁的一位成员负责水务管理问题。而每个实体都倡导负责任的水务政策,他们集合在一起,创建了一个强有力的、关系密切的倡导团体,集中精力筹集充分的资金并且进行水务规划。和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些有强大机构背景而且利益重合的精英确保国家不需要等到发生水危机后才解决他

理的,没有人去教育政客未来存在什么水问题。”[26]

马尔罗伊说,结果是相对于能源生产,政府和企业对水务开销和规划关注甚少。为了补救这种问题,她说,需要在政府内部培养为水务项目奔走宣传的人。

在以色列,长期以来,有来自政府高层的人倡导水务项目。建国初年,水务政策的主要提倡者是总理本人,大卫·本-古里安。而以色列第三任总理列维·埃什科尔则是以色列国家水务公司麦克洛特的创始人之一,并且长期担任该公司的总裁。

今天,像以色列水务局、麦克洛特和农民团体之类的强有力的国家机构可以接近政府其他决策人,在50多个以色列城镇中的很多市政水务公司也是如此。另外,针对公众的涉水利益问题,之前有一位专门的高级政府官员处理;总理内阁的一位成员负责水务管理问题。而每个实体都倡导负责任的水务政策,他们集合在一起,创建了一个强有力的、关系密切的倡导团体,集中精力筹集充分的资金并且进行水务规划。和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些有强大机构背景而且利益重合的精英确保国家不需要等到发生水危机后才解决他们的用水需求。以色列大众媒体经常刊登有关水的新闻报道,而且公众普遍对于水问题有很多了解。

因为有人为水问题奔走呼号,包括一些德高望重的人,所以水务基础设施获得了需要的关注和资助,而且企业家们也有适当的动机来开发水务相关技术。通过确保涉水议题总是在政府和社会最高层的政策制定中被排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这些倡导者们帮助以色列在水务技术、管理和治理方面保持领先全球。

现在就开始行动

全球水危机迫在眉睫,以色列倾向于采取果敢的措施,这可能是其水务哲学对一个缺水越来越严重的世界最重要的贡献。知道经常有可能发生危险并提前应对危机是以色列治理的一个核心部分。这也是以色列水务界普遍的心态。因此,至少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以色列就一直能够在水危机来临前提前处理水问题。

在只有当地水源可用的情况下,犹太社会就开始规划了,然后建造全国网络,将水从所在之处输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在农业上使用中水的国内市场尚未形成之时,这个国家就开始建造全国基础设施,来支持后来领先世界的中水回用项目。尽管有强大势力坚决反对建造海水淡化设施,而延续当时的水务政策原本是最简单的,但是,以色列还是决定要建造一家昂贵的海水淡化厂,之后又快速地相继建造了4家。这些大胆的行动为解决世界各地水短缺问题树立了榜样。

“如果说,以色列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重要经验教训,”以色列水务局高级官员和海水淡化与污水处理专家亚伯拉罕·特纳说,“那就是不要等到所有的答案都找到的时候才采取行动。我们把事情弄明白了就开始着手行动,而且在实施每个项目时,我们也知道不会完美无缺。不需要完美,因为我们知道可以边干边纠正。”

特纳说,等到一切都完美无缺时才开始行动会造成长时间的推迟。“更不好的是,”他说,“经常什么事也启动不了。对于水的需求越来越多,而且自然水资源正在减少,可能会产生可怕的环境后果。不采取行动也是一种行动。那就是选择安于现状。”[27]

因为水危机就要到来,我们需要立刻采取行动。以色列已向世人展示了如何展开行动。

让我们以水务人的名义,向以色列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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